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社会规训的逻辑失真(一)

作为前现代性社会的臣民,大陆人对于现代性的诸概念的理解,几乎没有不因有所欠缺和逻辑模糊而荒腔走板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建立没有规则和道德的无法无天的世界,追求“自由”的人不过是想要任性妄为,诸如此类。在我仍是十一十二岁,看了几页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便与父母对抗的时候,倘若电视上有在播有关非洲的节目,母亲必定要提一句:「你咁中意自由㗎話去非洲大草原咪自由咯!睇下你會唔會餓死喺嗰度。(你这么喜欢自由,去非洲大草原不就自由了吗!看看你会不会饿死在那里)」。

我当时的小脑袋想不到有什么争辩的法子,只是隐约地觉得这其中有着非常夸张的逻辑疏漏:自由并不与贫困等价,之所以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将自由与贫困和受难捆绑,从对共生的渴望出发,从对将一切(至少是我个人的一切——尤其是我的想法)都划到掌控范围之中的渴望出发,意图作一种故意却不知已经从何构造而来的吓唬罢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实在字面上的意义相反:今年(2022年)四月份的上海人,即便并未身在如同非洲大草原一样的贫困,也会因为缺少获取食物的自由而饿死,正好是所谓的「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自由就真的没有饭吃」了。

与其说这种错误理解是一种观点,是他们自己从自身的经验之中抽取元素所合成的一种看法,倒不如说这种观念是从环境之中渗入的: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模糊——这种对真正的可能性的真正的想象力的真正的缺乏,是大陆前现代性社会的一种规训的结果;只有人们在接受彻底的规训后失却了对另一种可能的任何意义上的最后一点想象力之后,权力才能长期地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权力者的共生意志才能以最大的范围伸展;这也是为什么在各式各样的规训的核心地带存在的,反而不是某种虚造的道德,而是盲目和逻辑失真。自发的行动,自发的秩序——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汉人至上主义也好,大陆分离主义也罢——始终是任何权力者的敌人:如果人们能够自发地反对自己的反对者,那么也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自发地反对自己。

无政府主义不等于“没有秩序”。如同字面上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真的只不过就是认定不该有政府存在的主义罢了。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加激进的乐观主义:它在某种层面上对社会自发秩序的仰靠,要比马克思主义及其诸多只不过是「举何旗帜称王」哲学的改头换面的劣质版本更为深刻;而「只有政府才能带来秩序」这种观念,只不过又是一种在大陆被长期渗入的前现代性的规训而已。然而即便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都带有世界主义色彩,几乎可以说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即是已经超越了或者起码正试图超越「政府」这一构造的;(这也是大陆几乎所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不可避免地偏向于无政府主义一边的原因);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发生的对政府与政权(甚至于对领袖)这一构造的崇拜,很难不应被视作一种严重的嬗变。

人的权力欲——人的寻求共生的渴望——唯有长期的相互保证毁灭状态,唯有长期地面对因等同他者之存在所诞生的固有分界线才能遏止;人们大可以尽情期待人的道德会给权力欲刹车,但是这样的期待是缺少任何意义上的回报的保证的——有时甚至即使是口头上的保证也没有。若要因此追求道德纯洁,则又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对道德纯洁的追求造成的灾祸,甚至要比追求权力所造成的更加严重而影响深远;再者,这种「我道德纯洁而你道德低下」的判定,就算假设它因这片土地受到了神佑而不会堕落为又一件追求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如果不是自身权力欲的拐弯抹角的扭曲体现的话,那么又该是什么呢?

道德不过是一种达成相互保证毁灭状态所带来的规训的shortcut:我可以杀死你,但你的亲人会因此杀死我,于是我便不杀了;我可以夺取你的食物,但你也会因此夺取我的食物(甚至于把我杀掉),于是我便不夺取了;诸如此类的制衡流传下来,固化在了人的存在里,形成了所谓“人类自发”的道德。但是道德同样是一种终究无法代替制衡本身的规训,于是一切基于对道德上的期待都必定落空,一切基于这期待之上的制度都必定劣化为共生的制度,尤其是在人们交出枪炮、刀剑和燃烧瓶换回他们对道德的保证的时候,正如列宁最终还是没能解决先锋队在实践上腐败,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上只剩下集中的问题一样。

也许会有人搞混我对社会自发秩序的态度。自发秩序在根源上——在最为原初的意义上,是一种相互保证毁灭状态经由复杂演绎而达成的衍生物;但是我又说同样作为这种状态的衍生物的人类道德是不值得被期待的。那么我究竟是站在自发秩序(因而也站在无政府主义)的一边,还是与之相对的一边?这些人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道德是一种shortcut,之所以说它是shortcut,是因为它仅有相互保证毁灭状态之名而缺少相互保证毁灭状态之实(而法律,无论是由何暴力机器保证实施——民兵、土匪、军队、警察,只要确实有在实施,它本身即是一种“勉强”的相互保证毁灭状态:借暴力机器之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保证毁灭状态;而之所以是“勉强”的,是因为暴力机器本身明显并不在这一状态之内;这种作为一种“准”相互保证毁灭状态的存在性是道德无法代替法律的原因,同时也是律师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自发秩序的锚点时常在一个意图摧毁一切自发秩序的环境里成为被针对的对象的原因),这种有名无实的东西与真实的自发秩序相比,自然是不应被期待的;而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正是为了达成一种认为道德与自发秩序可以互相置换的模糊和失真而设计的,这种设计正是为了以一种隐秘(或者显然)的方式摧毁自发秩序,将治理的权力回归到一小部分人的手里。手握暴力机器的组织会主动让步的事情,在当代几乎从来只在权力被制衡的地带,或是在社会崩溃的边缘时刻存在;只要权力不会失控,民众的批评是绝不受这些人所理睬的;这就是在权力的层面上相互保证毁灭状态如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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